[轉貼]我对李永倧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张鸿诚

他有没有照片或者影像？

文章挺有意思，不过有点疑问，张鸿诚的功夫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好吗？

也就是当个江湖逸闻看看罢了，

说者、传者，也都是自己的知见，

历史的见证。

熟识了，李先生也就很坦率的披露他的学意拳经历：在继赵道新、韩星桥之后接受王老教授时，仍保留着原来一部分训练内容，包括对宗勋。只是想融入西方搏击术时，才以宗勋为试点，突破式的训练。初学还是要由初级、中级循序渐进。当王老确立宗勋为“继芗”后，让宗勋代师授艺，李永倧、韩星垣为助教。李先生曾向姚先生提出订立教学计划，系统训练。姚先生说：“我自己练功的时间还不够呢，哪有功夫考虑教学的事”。每日只是拿韩星垣、李永倧、杨德茂、窦世明、窦世诚、张孚、张中、孔庆海、吴树藩等当拳靶练手。王斌魁机灵，闷头喝酒，免遭皮肉之苦，讥笑上述各位是傻小子。杨绍庚只在一旁观看，做为“见过世面”的资本。一弊一利，却也造就了一批实战人才。


　　经我再三恳求，李先生将自己从王芗斋那里学来的东西教给了我。如节节贯穿的站桩训练，摇法、旋法、鸟难飞、降龙、伏虎、穿档脚等的训练细节，和蛇缠手的练习和实用、步法训练等。让我找姚先生精加工。因我每次与李先生、王选杰接触后都如实向姚先生汇报，姚先生也乐得掌握信息，从来不计较。只是说永倧教你的东西都是初、中级的东西，我因已做到“本能”而不练了。经你提起，根据你的体材、体质、体能，我给你加加工吧。而后系统的指导了一遍。断手只是教给了我，因社会条件，缺乏实战锻炼。从1974年后，崔有成也得到姚先生的指导，不明白处由我辅导。


　　我后来见过韩星桥、赵道新二位先生的演示，逐渐明了意拳的训练体系，我采用了走、变、灵、快的表现形式，而没采用功力型的表现方式。由此，王选杰终生不能小看我。崔有成至死敬重我，临终前，嘱托我为其料理后事。我主持了他的吊唁会，写出并诵念了悼词。撰了碑文。崔有成虽然一生好勇斗狠，却愿意和我切磋，一练就二、三个小时。只要他不能一拳KO我，他就永占下风。王选杰、崔有成都受过永倧先生的指导。二人比起李先生，少的是理性、理智和技能，多的是霸气和流气。王选杰一生处于心理矛盾状态，愧疚之心伴随他后半生。崔有成则生而秧秧，死而默默。


    我练拳，不追求名利，实事求是，客观对待自己，客观看待他人。先接受永倧先生的观点：要学“疱丁解牛”，技艺精湛，求实在的；别学“屠龙之术”故弄玄虚，可望不可及，蛊惑人心。后接受宗勋先生教导：低头做人，昂首做事；说怂话，办横事；别“书生论战，纸上谈兵，自欺欺人”；别先宣扬王老的光辉业绩，然后攀亲戚，论亲疏，抬高自己身价，用王老的光环套自己。


　　宗勋先生常说：“王老是王老，和你有什么关系（指功夫），你怎么样？”还说：“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各自风格不同，韵味不一，各有偏重，各有所长，但都得合乎京剧的规矩。梅派传人不是梅兰芳亲手教的，他不是教师，他要演戏、要创新，要应酬，没那么多时间，大都是研究梅派的人教的。他本人只作精神意识，境界的指导。学艺要“转益多师是吾师”。


   我生不才，以习武为爱好，以追求为精神寄托。垂暮之年，功不成名不就，只将生平部分经历拉杂记下，不成体例。毁也由你，誉也由你，参半更由你。我传达的是永倧、宗勋二位先生的观点，料想智者必无异议。
                                                   
　 2011年4月

    我觉得：一个人对事物的钦慕、追求到实现，往往与“造化”、“缘份”和“机遇”分不开。

    我祖辈、父辈皆习武，但认为“习武可以为道，不可以为业”，故从事教育、医疗工作，练武以自娱。我自幼受熏陶亦嗜武。1950年我十二岁，父亲把我送到拳友王培生处练习武术（当时王先生在北京汇通武术社任教，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等处“客座教授”。）1953年的一天，我随王老师去北海体育场观看将于11月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武术项目参赛队员选拔赛。其中一位六旬开外的老人的演练吸引了我。熟知各拳种套路风格的我，竟看不出是什么拳种。老人上窜下跳，前蹦后跃，左冲右突，似断续而连贯，似畸倚而协调，总体又和谐、流畅。随着老人的手舞足蹈，觉得空气在其身外形成各种不规则的旋涡，像海水一样时而流动、时而升腾，时而翻滚，时而反卷；好像不是人动，而是人在操纵空气。使我惊诧异常。问及王老师，方知老人叫王宇僧（字）号芗斋，演练的是意拳（大成拳）的健舞，不是套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年我十五岁，在学了几个套路和太极拳推手后，觉得没有实用价值；受到“三年把式不如当年跤”的诱惑，我想速成。经王培生老师同意，拜跤坛名宿熊德山先生为师。武术、摔跤“两下锅”。1954年王选杰也随熊先生学摔跤，只是时断时续（因其从师多人，时间有限）。在以后的日子里，因常到中山公园老“来今雨轩”北面的“投壶亭”（俗称“十字亭”）杨禹廷师爷处受教。进中山公园北门后（当年没有西门，北门在西华门外西南角筒子河过木桥处），在公园西北角松柏林中，时常见到王芗斋先生在那里“训拳”。比比划划、嘻笑怒骂、叱咤风云。时而口若悬河，时而冷若天尊，时而温如处女，时而凛若煞神。给人以“敬而畏之”的感觉，只道是“传奇”中的异人。我每次都恋恋不舍又诚惶诚恐的离去。

    1958年春，我二十岁，响应政府号召去支援边疆建设，在甘肃省银川专区当教师（秋天才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无意中参加摔跤比赛，不留神夺了冠，被选入省摔跤队。是年，全国开展“全民体育运动月”，各省市要挖掘、选拔各项体育运动优秀人员。集训后，参加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庆典之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6月底7月初，学校放暑假前，利用各单位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机，宁夏体委组成几个工作组，分别到各县开展选拔工作。某日，我们一行六人（由摔跤、武术队员组成，我年长，被尊为“头”）在中卫县招待所午休。听人说，合作社卖不要粮票不限量的糕点，我派一名85公斤级的摔跤队员去购买，因其魁伟力大、可负重、能多买。久之，该队员浑身泥污、衣衫不整空手而归。询之，说在合作社遇一操北京口音的壮年人，因言语误会而被打，与其争斗时，瞬间被毛发无损的摔了十来个跟头，赶忙跑回来报信。我震惊之余，连忙率五人赶到合作社；售货员说：李先生（当地人称医生为“先生”）走了。问居于何处，答城西五里堡。我等赶至五里堡，经村人指示寻至李家。一妇人出迎，北京口音，语善而刻，体媚而悍，让至院中。环视院落，土屋坯墙，砖叠桌凳、柴锅、陶缸，颇觉寒酸。问我等来由后，抿嘴一笑：“稍等，该回来了，天热，先洗把脸，井在那儿，自己个儿打水”。顺手把瓦盆和手巾踢、抛给我们。自去一旁拾柴扫地，不再理会。我们坐了一会，大门口进来一人，细高挑、身板挺拔、步履轻快，蓝制服裤、白短袖汗衫，黑条绒懒汉鞋。右手提着一块带骨头的羊肉，左手提着一陶罐耢糟莲花菜（大洋白菜），见了我们一笑：“嘿！还真追到家里来了！”很坦然地把物品放到砖桌上，自顾脱衣洗脸去了。而后拿了个树墩坐下，一边扇凉，一边说：“看你们像北京人、江北人、辽宁人。干什么的？来县里干嘛？我们忙起身说明身份和来历。“坐！坐！还真有老乡呢！”见我像个“头”，就只管和我说话，我抽空赶紧请问尊姓大名，为何有此好身手却落魄至此。他说，原是北京北郊清河镇人氏，姓李名永倧，边说边在土地上用扇柄写出名字（不是后来人们写的永“宗”二字），今年41岁（注：1917年7月生人，比姚宗勋小四个月）。1956年由北京做为“无业游民”移民来此，原来家境富裕，喜欢文学、中医、书画，曾从赵铁铮、洪连顺、王芗斋练过拳。刚才进城买东西和你的伙计因言语误会发生争执，小伙子憨直可爱，我一时手痒，就耍了他一会儿。回家途中，有两家老乡让我给扎扎针，没想到你们倒赶到我前头了。我也说出我的老师，他了若指掌。我又提到见过王芗斋表演和“训拳”，他哈哈大笑。随着叫妇人过来见礼：“这是我太太，啊不，爱人，叫祁秀英，是解放前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笑羽的遗孀”。我当时想：怪不得她那么镇定自如，原来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李先生又说：“你们想看看我的玩意吗？来，过过手，见见汗儿。先一个一个来，然后六个人一块儿上！”又对李太太说：“烧水沏茶，招待这几位小爷们儿。”（当地习俗，只以酒待客，没有茶叶，包兰线通车后才有茶叶，只有公务机关才沏茶待客）。结果每个人都沾着倒、碰着跌，我们年青气盛，专业队员又都习惯“回合战”，挨摔又没受伤，一是不服气，二是想知道怎么挨的摔，所以每个人都是三番五次交手，直到服气。最后六个人一起上，更是此起彼伏。李先生如虎入狼群，指东打西、拍南撞北，游走穿插于六人之间，信手挥洒、游刃有余。太精彩了，好像儿童游戏“老鹰捉小鸡”，须知，一拳一个，打伤打倒起不来容易，伤一个少一个，好对付。只跌不伤、车轮战，实是不易。直到李太太喊了一声：“玩儿够了吧！”才住手。我们气喘吁吁，他也大汗淋漓。也不知“玩儿”了多长时间，只知道新沏的茶早就凉了。我们洗完后，坐下。李先生说：“这是我从北京带来的茶叶，两年多了，陈了，没香味了，凑合喝吧！”我幼稚的问：“您练过八卦、形意、太极吧？不然怎么能做出推托带领、钻裹拧横、沾黏连随的身形步法呢？”“傻小子，我练的是大成拳（意拳），集各拳之大成，只要搭上手，接触到你的肢体，摸到你的重心，一个短促发力，你是必倒无疑。我师兄姚宗勋看不上我，说我是丝竹管弦之音，他是铜钟石磬之韵。我功力可不如他，他是大成拳，他厉害，我是小成拳。你们遇到他，都得抬着走了！”那天吃完李太太做的羊肉泡馍，把随身带的钱留给他，他推辞后就留下了，说：来日方才，后会有期。我们回到驻地，已是红日西沉了。由此坚定了我学习意拳（大成拳）的信念，无奈王芗斋在北京，又很难接触；我们在银川市，离李先生太远，只能后会有期了。

    参加完1958年10月在天津新华路体育场举办的“全国摔跤锦标赛”和1959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运会”，转眼到了1960年。“困难时期”提前光顾宁夏，树皮草根一扫而光。我饥饿难耐又患胃溃疡，举目无亲，只好辞职回北京。宁夏单位不给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屡次上访无效。无奈，截了彭真委员长的汽车，才算解决。四月份的一天，我陪义父张克（住翠花横街）到官园公园散步，顺便到官园体育场看望我的师兄赵文仲，他当时任摔跤教练，碰到了师弟王选杰（1938年1月21日夏历腊月二十日出生，牛尾；我1938年2月9日夏历正月初十出生，虎头，他比我大二十天），他父亲与李永倧交好，他曾跟李先生练意拳，1956年李先生去甘肃前，把他推送到姚宗勋先生处，当时姚先生在郊区工作，每月四天公休进城教他，平日让杨德茂先生代培。这次见面，谈及李先生和姚先生。义父张克曾于敌伪时期在日本的宪兵队为姚先生解过围，十多年一直未通音信，就嘱咐王选杰：姚先生进城通知他。五月份，王选杰带义父和我到西城区太平桥兴盛胡同4号西屋见到了姚先生。我提到对意拳很崇仰，想向姚先生学意拳，姚先生详细询问了我的经历后，又让我做了些武术、摔跤的动作，就欣然同意了。进城时教我，平日由杨先生代培。至此，我实现了学习意拳的愿望，算是缘份和机遇吧，我有造化。当天下午，义父张克又带我到工人体育馆拜见了李天骥和张登魁先生。三年后，因我与姚先生“心有灵犀一点通”，就为我举行了“磕头递贴拜师”仪式。

    1961年，王培生老师因事去东北，直至1979年方归北京。自此我就专心向姚先生和李天骥先生请益了。摔跤已是从属位置，偶一为之。

    是年，我在“外交学院”做水暖工，常和在该院做清洁工的王斌魁先生见面，有时顺便到王先生家请教。一次，下班后我自外交学院骑车去王先生家（王先生坐公交车），途经德内大街羊坊胡同西口时，忽听有人叫“小张”，并拽住了我的车。回头一看，是李永倧先生。我惊呼了一声：“李师叔，怎么是您，何时到京的，干嘛去？”于是同到就近的酒馆，为他要了酒菜和挂面卧果。我说我已向姚先生学拳，所以叫您师叔，我正要去王斌魁师叔家。他说他从宁夏饿回来了。暂住其兄李永良（志良）处，今天也是去斌魁家，真巧了。饭后同行至后海小花园时，我说咱们吃饱了，为了躲开王先生家饭口，先给我说说拳吧。他说，聊天可以，我不能教你，你已经接触了宗勋的拳势，我作不到，你会小瞧我。

    以后的日子里，因我家独门独院，王选杰、崔有成就分别约李先生来我家谈拳。1962年，王选杰因故离开姚先生，李先生也到赵辛店以南的“长阳农场”落户，见面机会很少了。“文革”之前，我曾六次骑车去农场向李先生请教。在那里曾见到原练“三皇炮锤”拳，后经袁敬泉介绍，也随王芗斋先生练意拳的李兴先生。

实在人，实在事，实在话。

这真是一篇好文章。作者亲见过王芗斋先生，受教育于李永宗、姚宗勋先生，和王选杰、崔有成先生交往密切。对意拳的历史有较深了解，不紧不慢的叙述中，道出了许多“猛料”，诸如“王选杰一生处于心理矛盾状态，愧疚之心伴随他后半生。崔有成则生而秧秧，死而默默”，非一般人能道也。行文亲切、自然、客观，远非一些张口闭口这“爷”那“爷”的毛头小子所能比。

一篇很珍貴的文章，於意拳歷史很有參考價值。原文由中國意拳（深圳）俱樂部意拳論壇整理初發，整理者花了許多精神，於此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原文連結：http://www.yiquanclub.com/bbs/An ... dID=21&ID=85253

随着老人的手舞足蹈，觉得空气在其身外形成各种不规则的旋涡，像海水一样时而流动、时而升腾，时而翻滚，时而反卷；好像不是人动，而是人在操纵空气。

现在还看得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