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散打的兴起

改革开放前，武术技击性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容易被扣上崇尚暴力的帽子。

　　梅惠志自小修习传统武术，有一大堆头衔：首任北京武术散打队总教练，武警北京总队散打队总教练，京港搏击会总教练。他还是大陆散打运动的先驱之一，培养了很多全国散打冠军。

　　梅惠志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武术队常出国访问，也为来华访问的外宾表演，有好事的老外就问：“那这个能不能实战，可不可以试一下呢?”这种提问经常难倒主人家。

　　武术技击性的问题，就这样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实战这种“新鲜事物”，官方认为具有危险性，秉持着既重视又要谨慎的心态，摸着石子过河。1979年，国家体委首先委托浙江体委、北京体院、武汉体院进行对抗性武术的试点训练，同年5月在南宁的观摩会上作了首场汇报表演，散打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

　　这个时候，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的摔跤教练梅惠志，常带着一帮人练习拳击及类似散打的自由搏击项目，在北京武术队主教练吴彬和中国式摔跤教练李宝如帮助下创办散打队。

　　经过多年探索，官方的武术人士吸收西方现代体育和搏击运动的很多元素，终于建立起一套散打运动体系(也即锦标赛体系)，但传统武术套路的竞赛机制仍保留下来。

　　此时，民间的传统武术在武侠文艺推动下，也“蓬勃发展”，分歧就此产生。民间武师认为官方的套路武术是花拳绣腿，还认为散打不是中国武术，只不过是“拳击加条腿外带个摔跤”，多抱以藐视之情。

　　1980年代，官方在探索期，也常举办一些试验性比武，同意民间拳师们上台与散打运动员较量。梅惠志本人就有颇多这种经历。1980年和1981年，北京搞散打试验赛，民间拳师跃跃欲试，上百人来自八卦、形意、太极等各拳种。但是，即便是当中最强健的民间拳师，仍与散打运动员有巨大差距，进入半决赛时，剩下的都是散打运动员。

　　1980年代中期，梅惠志又带领队员赴河南嵩山、湖北武当参加擂台赛，来的民间高手更是“琳琅满目”，很多身着奇装异服，有扮成行者武松样的，有扮成道士样的。还有人当场表演绝活，譬如一掌把钉子从木板里拍出来。但比武的结果同样令人沮丧，经常是开场前，对方架式十分漂亮，开打后，三拳两脚即被散打运动员击下台。

　　有武师认为，戴着拳套限制了功力的发挥，梅惠志安排他们与队里的小队员比试，并叮嘱队员，只能打赢，不能打伤对方，意即不能下狠手，但民间高手们仍然很快败下阵来。

　　梅惠志认为，封闭和过多仪式化的无用动作，导致花哨的传统武术很难与不好看但实用的散打抗衡：“传统武术讲究的是口传心授，多是对方怎么打你，你怎么防守的说招说手，平时实战训练水平很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方边腿踢你，散手队员会一手格挡，一手反击。传统武术可不这样，他得先做一个云手，这样动作好看，可对方早就踢到你了。另外，有的拳种讲究什么螺旋力、三角力，每种都有几十种用法，说什么可以将人转着打飞，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我们同他们交流时，也就一个照面就分出了输赢，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迎击，没有什么神秘的。”

　　到1990年代，这种比武越来越少，一是官方散打体系应付锦标赛已忙活不过来，二是民间武师们从事招生开馆，有更多挣钱的事务，一般他们对散打的不屑和批评，都改为君子动口不动手了。

　　虽然实战中，全国各地的散打队伍都一致认为，他们遇见的民间武林高手完全不堪一击，但民间武林人士愿上擂台一雪羞辱者极少，说辞形形色色，譬如说比赛规则不许击裆、挖眼、咬人，所以不愿上擂台;有说不能签生死状，所以不愿实战;有说真正高人淡泊名利，隐匿于深山野林;有说绝技已经失传。同时，民间传统武术界自身还有各门派之间及内家拳和外家拳之间长期激烈笔战。

　　专业人士认为，如擂台允许挖眼击裆，就不是武术了，因为已无“术”可言，而是打野架，假如规则允许的话，经过专业训练的散打选手肯定比民间人士更加迅捷凶悍。规则更多的是保护弱者，而非强者。

　　一些曾向民间武术世家讨教学习过的职业散打人士认为，由于缺乏现代生理学常识，民间传统武术不但训练方法和意识落后，而且往往还保留了不少无用甚至错误的观念，譬如各门派普遍强调站马步的功夫，实际却毫无用处，而且若真练马步功夫，扛杠铃深蹲更有效果。

　　对一些特别的神功绝技，譬如睡钉板、拍砖头、顶石碑之类，梅惠志特意还澄清道，这些只能说是江湖杂耍，而不是武术。“这些我以前都练过，一方面是熟能生巧，另一方面有些物理道理在里头，知道了就不玄乎。”

　　梅惠志1980年代带着弟子出国去开眼界时，也曾闹过笑话。因为大陆散打的锦标赛机制并非职业比赛制，强调严格的保护性，戴着厚厚的护具。结果他们背着护具出去交流时，遭人耻笑。梅惠志才发现，原来人家已经发展到只穿一条短裤搏击的地步，他于是冒着被上面责怪的风险，私自让队员们脱去护具，与外国选手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