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庐志疑·引言

“不从糟粕，安得精英” ——寄庐志疑·引言

撰文 刘衍文

当获得真知的条件还不具备时，贤愚同蔽是必然的。

■ 要忠实记下所见、所闻、所疑之事，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后之高明者解之。

　　汉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有云：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

　　扬雄“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之语，使我想起法国丹纳《艺术哲学》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来。此论曾被后起的文艺学家斥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彻底否定，事实上，这样做是荒谬的。我们认为，每个人对宇宙和社会的认识和理解，都会受到这三因素的制约，亦即“存在决定意识”。各人的生活圈子不同，交往的阶级和阶层不一，自然想法就不一样。

　　扬雄说“折诸圣”，其实圣人也是难以“不在三界内，不在五行中”的，莫不有其局限性在。

　　《列子·汤问》云：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这虽也是“寓言十九”，而非真实的史料，而孔子的时代，对此问题不能提供正确的答案也确是事实，这是时代的限制。

　　至于种族与环境的制约，我感触最深的是，马克思若能对我国的历史探索更为广泛、更为深入一些，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就不会导致后人的激烈争论了。弗洛伊德创精神分析学时，若能读到我国的文献资料，不需要旁搜远绍，只消浏览一点为学者所辑出的占梦书，如明陈士元的《梦占逸旨》、王照圆和洪颐煊分别所辑的《梦书》，还有如周亮工的《字触》、桑灵直的《字触补》之类，他对梦和潜意识的解释就会丰富充实得多，而且还能避免其立说偏枯之失。

　　当获得真知的条件还不具备时，贤愚同蔽是必然的；当一切障碍除去，真实的情况为众所周知时，虽不知其所以然，却会视为当然，不复少见多怪了。

　　不妨先举纪昀为例：

　　《阅微草堂笔记》记自己接触到许多外国人，证实了三岛十洲、五城十二楼，都是“纯构虚词”、“荒唐矣乎”；但以下的推理就不行了：“因是以推，恐南怀仁《坤舆图说》所记五大人洲，珍奇灵怪，均此类焉耳。”纪昀当时还没有条件出国考察，又不曾多方查询探索，就把舆地和神话传说等量齐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想来总不会有人再有纪氏这种看法和想法了吧！

　　再不妨说一点我小时的经历和感受，以证明贤愚同蔽之情。

　　故乡龙游，在我少年时代，由于地广人稀，人们都安居乐业，除少数人出外读书或经商外，都不想作他乡之客，曾有“三日不见岑山头（当地山名，城里可以望见），就要哭泣”之谚。但外来人口却很多，以徽商和义乌搬运工为大宗。本地人都各守本分，不大与人交流，各阶层各有自己小圈子的风俗和传统，阶层之间很少有思想上的沟通，真有点如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之概。及至后来公路、铁路开通，特别是抗日军兴之后，现实的巨变，才促使人们的想法有所转化，但传统的积淀又使他们对新事物产生了误解。

　　当时日寇两度流窜龙游，我家随众逃难深山，使我有了接触各阶层的机会，听到了各种各样对新事物的说法和理解，都以可入《笑林》者为多。然而我们以为的荒唐，却是他们感到符合逻辑、不可移易的真理呢。

　　比如人们自沪杭办货回乡，人们总爱听他们讲一些外地风光。若谈起一些本地不见的东西，听者当面不说，背后却笑他们吹牛把天都吹破了。怎么竟说大轮船是铁做的，铁怎么会浮在水面呢？“到外地一跑，骨头就轻了，骗得了谁呀！”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交往的频繁，这种怀疑和驳难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又如，通汽车、火车后，老一辈的人就担心起来了：这是龟蛇二将在斗法呀，天下要大乱了。又有人对火车不允许带活鸡上车的规定作了自己的理解：火车形似蜈蚣，蜈蚣怕鸡，所以忌讳如此。好些上层人士都有这样的看法。

　　最可笑的是抗战初期，防空警报初设，竟有一位颇有名声的绅士说：“飞机是金属做的，如何飞得起来？何况还带有这么重的炸弹，丢下来哪会刚好落到我们头上？肯定是不法之徒想出来的花样，想把大家骗出家门，乘机偷劫财物。我是不逃的！”结果敌机真来空袭了，炸弹横飞，他虽然没被炸着，但却受惊不小，对人说：“真料不到，真有这么回事，真正不可思议呀！”

　　夏天的晚上，人们在门口乘凉聊天时，往往有外地人带留声机来，放给人听，要每家或每人出一点钱。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说：“作孽呀，把人的灵魂都勾到里面去了，害了人，为自己赚钱，岂不罪过吗！”

　　与此相类的是，照相术初传入中国时，人们都不肯留影，宁可找画匠画像，以为相机是会把人的灵魂摄走的。以后这个顾虑虽消除了，但还都拍全身，以为半身和头像都极不吉利，是 “腰斩”和“杀头”的不祥之兆！

　　民国后期登记户口，人们有的反感，有的恐慌，反感的是：女人的名字、生辰怎可让人知道呢！只有行“六礼”聘亲，才有“问名”之举呀！恐慌的是：倘若姓名、生辰让人知道了，仇人不是可以用巫术把你咒死吗?因此对出生年月日大都乱报一通。由此而推，建国后的户口登记，恐怕也不能完全符合实际吧？

　　以上所举例子，大多出在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包括上层和下层）之中，如今当然都已不复存在了。但在知识分子中也流传着不少“歪打正着”的推理，至今犹有信之不疑者，我记得的大致有以下这些：

　　民国最初以“五色旗”为国旗，后以陆皓东设计的革命军“青天白日旗”加“满地红”为国旗。红军发动起义，有些老辈就说：“满地红嘛，不是全国都红成一片吗？红军必胜。”及至全国大陆解放，这些老辈中还活着的都自夸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是天意啊！”

　　古来讲朝代更替，有所谓五德终始之说。战国时邹衍提出五行相胜（克）说，刘向父子又提出五行相生说，其实都是附会之至。秦统一天下，自以为灭了火德之周，自己便是水德了。汉高祖时，以秦朝时间太短只能称“闰”，汉所代是周，故应是水德。到汉武帝时，又以所代为秦，改为土德。王莽时，又改汉为火德。所改皆有理由，但同一朝代竟有三德，改来改去，未免可笑。民间所说的五德与历史上各朝自认的不尽相同，且五德终始，只取相克之说。远的不论，如宋自称火德，却为自称金德的元所灭，民间就改宋为木德，大约以此“宋”中有个“木”字偏旁吧？元是元宝，属金，金克木，故宋为元所灭，明兴，“明”字“日”旁，属火，火克金；清为水，水又克火。辛亥革命。领袖是孙中山，继之以蒋介石，山、石都属土，“中正”之名亦属土，土克水，所以清必覆亡。民国时汪精卫、胡汉民与蒋争权，“汪”、“汉”都是水旁，所以争不过蒋。待日本发动侵略，日出东方，东方属木，木要克土，很危险，非得金来克之。后美国参战，美是西方，属金的，则土生金而金克木，所以日本必败。及解放战争开始，有些老先生又预言说，蒋必败，因毛泽东，东方属木，“泽”又是水旁，水生木，生生不息，足以克蒋氏之土，成败早定于冥冥之中。我向他们力辩其说之无稽，但他们的积习已深，无论如何听不进去。再说他们的话后来又都应验了，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所以愈益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我向来最有感于心的是陆放翁所说的“论久而后公，名久而后定”，觉得对待任何问题，都得要冷静、客观地去多方调查研究方能得出定论。继而又在孔颖达《周易正义》中下列的话中得到很大的启发：

　　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

　　由此可见，在某些场合，的确会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情况，曾有学者批评这是“诡辩论”，是一种滑头的说法，这无疑是一偏之见。其实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都有许多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然科学也绝不例外。如所周知的：量子论与相对论之间也有不能调和的所在，然而都能各是其理而各得其用。再就最浅近的常识来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近亲繁殖的危害，会造成生物的退化绝种。但在原始时代，动植物包括人类，初出之时都是近亲繁殖的，那又为何不会绝种，反而生生不息呢？其中必有另一种规律在。记得蔡孑民先生有“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之语，实可作为《礼记·中庸》“道并行而不悖”的新解，不要以为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掌握真理的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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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类及之，我对精华和糟粕有了新的看法。袁枚《续诗品》云：“不从糟粕，安得精英。”精华与糟粕往往是杂糅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所谓“精华”、“糟粕”，究当如何取弃，其“用”又当若何，则就很难说清楚了。因为取用之道，常会因时而异，且会因人而异的。吸取的不一定都是精华，排除和批判的不一定就是糟粕。有时很可能把精华看成糟粕，把正确当成谬误；有时又会把糟粕当作精华，谬误看成正确；而且精华中也可能夹杂有糟粕，糟粕中仍然蕴藏着精华；正确中可能包含着谬误，谬误中仍然隐伏着正确。正因如此，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现象，都不容我们粗暴地对待。随着科学的发达、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思维的发展，有些暂时被冷落、否定，甚至认为不屑一顾的东西，却常会转化成另一种有价值的客观存在。从文化的某些现象来看，比如史书上的天文志、五行志，本是古人为记载灾异而作的，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天体运行、物候学的有用资料；有些在较长时间被认为是消极落后的唯心主义思想，却成为导致科学发现和发明的不可思议的原动力。历史现象，有时只能由果推因，而决不能从因揣果。如所周知，天文学上从占星术中分化演进而来，化学又是从炼金术和炼丹术中分化演进而来的。佛教雕塑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其初衷并不在于艺术的表现与创造。我们深深地感受这些文化现象所起作用的奥妙，认识到意识形态影响与传承的间接与曲折，因此赞成对于一切作为文化史料的东西，都不妨予以宽容而让其存在，等待后世的有识之士出来，由他们去各取所需，得其所得，以充实和丰富新的世界文化宝库。

　　谈论批判继承与各种渊源所自，应当慎重周密，不宜轻下雌黄。即使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看上去似乎很明显的异同，也不宜率尔论定。因为其间的相互影响因时而变，常常是很微妙的。有时看似相关，却实风马牛不相及；有时看似无涉，却会“心有灵犀一点通”。谁能料想得到，作为巫卜书的《周易》，曾经启发了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的心灵，也引起了不少当代科学家进行探索的兴趣。经汉学家考证而否定了的象数之学，如《河图》、《洛书》之说，竟可印证天体力学及宇宙星系形成诸假说。因建立介子理论而获得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他在1973年写的《创造力与直觉》一书中就谈到，他的发现，主要受到中国古典著作《庄子》对他的启发。在1974年东京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科学史代表大会上，作《日本科学一百年——一个物理学家的看法》的演讲时，他又一再强调自幼跟祖父阅读中国古书对他所起的作用，其中十五岁时学习《老子》和《庄子》对其裨益尤深。1975年，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其所著的《物理学之道》一书中，更明确声称东方古代哲学能够提供适应现代物理学最新理论的“哲学架构”。这个带有总结性的论断正可昭示我们，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长远的相互影响与继承，竟是如此的间接、曲折、纡远，以致为一般人所难以捉摸。这些话却更能促使我们把眼界扩大、眼光放远，而不至于硁硁株守于一途。

　　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无奈风烛残年，前书未成，后亦难就。承安迪兄雅意，请张明扬兄来协助，遂得如愿。我想从五部颇有影响的清人笔记小说谈起。这五部笔记小说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新齐谐》（原名《子不语》）、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沈起凤的《谐铎》。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这些书的评论十分精妙。但后来在《中国小说的历史演变》讲演中，提到纪昀时却说：“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这就未免读书不细了。再看《胡适日记》：“还有些笨伯先生说蒲松龄与纪昀都是借鬼狐骂人，不知道这两个‘北方之豪’的脑海里都是二十四分深信鬼狐为事实。”（1921年7月16日）相较之下，适之先生看得比较仔细。《聊斋志异》中，所谓借狐鬼骂人的文字不能说完全没有，其藻绘描摹处本诸唐宋传奇而更为精细圆润，自属虚构无疑，作者自己自然也不会相信，但也有些篇幅短小的，当属纪实之作，他自己是信以为真的。至于纪昀的书，则是承接晋宋小说的传统，而博雅洁净过之，但读者往往会因其书中的讽世寓言、说理论学等内容，忽略了他对鬼神的记载。实际上，那些志异谈奇之作，倒是他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之所得，是曾经花了一番访谈和考察之功的，当然也有存疑记惑之处，值得后人思索探讨。至于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自说是崇尚《阅微》的，但过于侧重道德教训、世道人心，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已失去纪实存疑的宗尚，而且文笔也平庸板滞，鲜有可取。至于《新齐谐》，则有闻必录，不加修饰，似可存真，但未免过于贪多务得了。不管是他人杜撰，或以现成作品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之作，都照单全收，其流弊与宋洪迈写《夷坚志》如出一辙。《谐铎》的文辞，纤仄明快，只能当作才子之文来欣赏，在实录上要打一个折扣。

　　要忠实记下所见、所闻、所疑之事，是要冒一定风险的。特别在如今这科学昌明的时代，无疑有宣传迷信之嫌。杨绛女士作《走到人生边上》，记载了许多平生遇到的异事，谈到灵魂与命运问题，这是年登大耋，无所畏惧之故。不过书能如此不加删节地出版，这说明了时代的进步和宽容。姜亮夫先生晚年撰写回忆录，是由曾担任其秘书的张珞玲女士根据录音整理的。张与我们夫妇是同事，听她说，其中有姜老亲身经历过的许多怪力乱神之事，煞是好看，他只想请人直笔记下，以供后人参稽。不料出书前，却为其女姜昆武女士悉数删去。《姜亮夫全集》出书后蒙其用快递惠赠一部，特肃函致谢，信中很惋惜她不达父意，希望能全部补上。她接信后打电话与张，只说信已收到，但暂时还不好答复，待时机成熟再说。顾虑之深是显然的。其实，有杨绛女士的例子，补上是早晚的事。

　　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后之高明者解之。这些疑惑蓄积于胸，并不想带到棺材里去。想来姜老亦必与我心理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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