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武术大师谈散打技击力真相：什么才是实用的临敌之法？ - 功夫网

被称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的平江不肖生，也就是向恺然先生，曾师承著名武术家王志群先生。他曾亲述了当年与王志群先生习武的经历，并在多年后将老师口授的一些关于散打的内容笔录下来。时隔良久，向恺然称已遗忘了十之三四，然而即使这一点儿，也足以为习武者借鉴了。

向恺然曾在17岁东渡日本时，与著名武术家王志群先生住得很近。当时有两个叫汤松、何陶的湖南人，仰慕老师的拳技，邀了七八个身体壮健又热心习武的人，在市外大久保租了一所房子，每星期三、六、日在那里习练。王老师苦于路远，途中寂寞，经常强邀我与他一道去。当时，我并不喜欢武术，而且身体荏弱，根本没有练武术的意思。然而跟着去看得久了，也能依样画葫芦模仿着练几趟了。

王老师看了非常高兴，笑着对我说：“他们意志虽然坚强，但受先天身体条件的限制，都不如你敏捷，你何不练练?” 年轻人都喜欢听表扬，听了老师的夸奖，我开始有了练武术的想法。于是，每天课余就在屋后的小院里，拳打脚踢练上一会儿。练了一个月，逐渐对练武术产生了兴趣，于是每天早晚都坚持习练。又练了三个月，兴趣更高了，无论行旅坐卧，都不忘练武术。而汤松、何陶等人早已不练了。王老师就把练武的技艺全都传授给我。

散打不是打着玩，学习技击术不可不学散打。习练武术技击术的人，经常好与人打着玩。这是学武术技击的大毛病。久而久之，出手必不老辣。临敌制胜的关键在善于抓住敌人的空隙与弱点，敌人虽有隙可乘，而出手太嫩是不能取胜的，而敌人却能抓住我的弱点。因此说，一硬不破，一快不破。硬在快先，即含出手须老辣之意。

散打首先要练眼睛。不经常练眼，非但看不清敌人的劲路，而且临阵失败，全坏在眼睛上。手脚不对的缺点只在进退无标准，出手无把握，只要多练，这个毛病自然可以克服。只有眼睛就不是简单练练就能练成的。散打时眼看易准。因有一定的手法，如何攻，如何守，不能随便改变。临敌与对打的手法完全不同。对打有接手，而且出手后多半停顿不立即收回。临敌时则接手、留手都是败着。因此，对打之意，全在练眼上，手足不过能借此引活劲路而已。

临敌全靠两只眼睛，两眼要注视敌人的肩膀，不可看其他地方。敌人左肩向后动，必定出右手；右用动，必定出左手；用腿时，肩一定下沉或后仰，这些都是不会改变的特点。惟独自己练习时，两只眼睛必须注意自己出手的目标，快慢高低都要跟着看。手眼不合是大毛病。

套路和散手不同，套路中的手法，不必每手都能致用，因此，练习时，不必假想有一敌人，练散手时，则非有一假想之敌不可。

练套路的目的有四个：一是调匀气息；二是活动身手；三是练习耐力；四是发舒筋肉，而不是为了实用。

致用非拆练散手不可。拆练的散手虽然都是从套路拳式中演化出来的，然而不拆练散手，即使整年打拳，也不过是熟中生巧、心领神会运用其中一二手而已，决不能得到全式中的变化。对打最好与所从之师练习，这比与同学的人练进步要快得多，但是对打的手法，并不是临敌之手法。

赤手与持刀的人角斗，多半喜欢用腿飞击敌人体手腕，使其刀脱手飞去，其实这种方法是非常危险部且非常笨拙的，千万不可尝试。如果自信能用飞腿出击，并确实有把握，如果敌人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自己的技艺已臻绝顶。如果敌我之艺相差很悬殊，那又何必用腿去踢飞他的刀而战胜他呢?

不善用器械的人，不如徒手。不论何种手法，都足以破敌。即使技艺相等，赤手与持器械的人搏斗，持器械的人也不一定占优势，还要看双方进退快慢如何。世间还没有用器械挡器械的手法，因此，赤手与持械之间的区别，只不过在长短之间，所谓“拳打开，棍打拢”，就是截长补短的意思。

对自己的技艺没把握的人，看见敌人拿着白光射目的利刃，已经害怕了。又看到他闪闪连劈而进，更加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胜负之数，就不需说了。

能养气，又沉着，这样的人技艺一定极好。如其气不盛，把他放在千万人注视的地方，或在庄严的王侯住地，让他演奏平生的技艺，一定会手慌足乱，绝不再是平日从容之态了。秦人武阳，平日用眼睛就可杀人，并非无艺无胆之人；但一到秦王宫廷，看到嵯峨的宫殿，严整的朝仪，就吓得脸变了色，腿也直哆嗦，而不能自支，其理也在此。理直者气壮。因此鸿门宴，樊哙能以气势压倒项羽，就是由于项羽自惭理屈，哪里是项羽的气势不如樊哙呢。

王志群（1880—1941），又名润生。湖南长沙县人。教授。幼从杨昌济习文练武。后从何文广习十六手、三步跳、十字桩、一字功、白猿功、全身功、五阳功、五阴功，合称“八拳”。

1905年，留学日本，入同盟会，为会员保镖，曾与黄兴同练“八拳”，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研究日本柔道。曾将柔道名家田野清太郎摔倒三次，被誉为“拳王”。

1913年与向恺然等人在长沙创办国技（即武术）学会，招聘名家研究、传授武艺，学生达数百人，为当时武术开禁起了积极作用。1915年向吴鉴泉习太极拳，并创编了《太极操》一书问世。

1916年又应向恺然之邀赴沪授艺。1931年再渡日本，考入帝国大学体育系，课余在大森俱乐部习练武技，并向部分中国留学生传授“八拳”。

1928、1933年先后任两届国术国考评委。1934至1940年任湖南大学体育教授兼教武术，曾先后兼任精武会湖南分会武术教练和湖南省国术俱乐部董事会董事，并教授太极拳。